[轉貼文] 殷海光先生的告白

來自Jerry的論述文(原文連結在這兒)

我很同意文中的觀點，也很佩服本文的思考深度，雖然我對殷海光先生的認識只有：來自我爸口中的評論 與 知道他有"思想與方法"這本書。不過我卻一直很想認識這位哲學家。不為什麼，只因為他有能力可以寫書教導他人如何思考。教導他人思考耶!!我的天。我當初聽到這本書名時的驚嚇程度，大概不輸法拉第當年在他家地下室發現"磁生電"的現象吧，哈! 人類的思考能力已經可算是高度複雜的自然現象了(當然，這算是"唯物論"的講法)，哲學家竟然能在這樣複雜的現象中理出頭緒，而且用的工具也是頭腦。這整件事就變得很有趣，很有"遞迴"(recursive)的感覺：用自己，將自己定義出來。很妙的!
說了這麼多，來看看Jerry所寫的論點吧!

[殷海光先生的告白]
1966年出版的海耶克《到奴役之路》中文版單行本，殷海光先生在自序中有一段意義深遠的自白：

「我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正如同五四運動以後許多傾向自由主義的年輕人一樣，那個時候我之傾向自由主義是未經自覺地從政治層面進入的。自由主義還有經濟的層面。.....挾「經濟平等」的要求而來的共產主義者攻勢凌厲。在這種危疑震撼的情勢逼迫之下，並且部份地由於緩和這種情勢的心情驅使，中國許多傾向自由主義的知識份子醞釀出「政治民主，經濟平等」的主張。這個主張根本是不通的。....我個人覺得這個主張是怪彆扭的。但是，我個人既未研究政治科學，更不懂的經濟科學。因此，我雖然覺得這個主張怪彆扭，然而只是有這種「感覺」而已，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海耶克教授的理論將自由主義失落到社會主義的理論重新救回來。」


9月16日，在台大圖書館舉辦的紀念殷海光先生逝世三十五週年「自由主義與新世紀台灣」學術研討會我有幸被邀請擔任「經濟發展」那一場的評論人。吳泉源教授與黃春興教授分別提出《兩岸經濟互動中的自由主義難題》與《「資本主義」是「自由主義」的前提》兩篇論文，我評論的是前一篇吳泉源的文章。

這兩篇文章不約而同地都以引用殷海光先生上面那一段話作為開端，談論的是一樣的主題「政治民主與經濟平等」，但卻有完全不同的結論。主持的瞿宛文教授一開場介紹完發表人與評論人後，說到大約像：「社會學者評社會學者，經濟學者評經濟學者，學科分際需要這麼嚴明嗎？」的觀察。但是，我心底有更深的惋惜：為何這兩位同在清大的發表人不同台就來爭議一番？

殷海光先生的這段話雖然簡短，但我反覆閱讀，坦白說，深深受到感動。這段自白呈顯出殷海光先生的知識人風骨，是戰後台灣非常珍貴的一項人格資產，一個誠懇並且不放棄徹底思考的學術典範。這短短一段話中，有三個層層相扣、依序而升的reflexive moments：

在第一個層次上，它坦誠自白：我們有意識無意識的思想選擇是從我們的「政治存在」出發的。我是在廣泛定義下使用「政治」這個概念。殷海光先生在這種現實政治（外有共產主義、內有黨國戒嚴）的背景意識下，指出他跟許多當代的自由主義者一樣，都是「未經自覺地從政治層次進入」而生出自由主義傾向。我想，40年後的我們，也有必要去坦誠面對我們所處的這個政治存在的歷史「場所」（不管是悲哀的，或者其他）。我們先是一個個在脈絡限定中生存並思考的「特殊性知識份子」，要有這種自覺，並始終不離那樣的存在感，去提煉並發展我們作為「一般性知識份子」的自許與定見。我們跟殷海光先生所處的時代環境畢竟有著巨大的鴻溝。

但是，殷海光作為知識典範，他的誠實自省並只不停留在那樣一個層次。

殷海光先生接著指出：有了自由主義傾向後，由於共產主義的現實在當時「攻勢凌厲」，「為了阻止也為了緩和」，包括他自己在內不少自由主義者很直觀地多少都提出了「政治民主、經濟平等」這樣一個他一直「感覺」「彆扭」的主張。這裡，殷海光先生揭露了另一種知識人的存在狀態，那就是他承認了，思想論述的選擇是具有實用層次上的策略性格在。

這種策略性的論述選擇經常性地是出於，不管意識或無意識，在我們「政治存有」更深層的焦慮與恐懼（或許，這正是Jameson轉借Frued詞彙所說的「政治潛意識」）。從負面的方向來評價，也可以說，缺乏自覺的策略論述乃是迫於我們被擲入的這個政治存有的「場所」，以及當中的恐懼與慾望而生的自我蒙蔽。政治民主與經濟平等「必須」牽手在一起，這是思考發始之初非思辯（或無意識地策略思辯下）的「結論」。That must be stopped! Thou shall not go!

（A quick note：我並不認為，我們可以排除掉前面兩個層次的存在; 相反地，我認為，background horizon與deep impulse是知識創新開展的豐沛動力）

但是，殷海光作為我們共同的思想資產，是因為他能夠自我超克，踏入更深刻自省與整合的門檻。

第三、但是作為知識份子（讓我們用這樣的高度來定義「知識份子」，它必須是這樣，也只能是這樣），在前述雙重自省下，有一種內在的要求，必須在思想內在的不同層次間取得「一致」（integrity）。這是深刻知識份子才有的深刻困擾。

許多知識人無疑是知識符碼熟輦的操縱者，也可以因此成就具有政治實效的戰鬥性論述建構，但是這種計算性將埋葬了真誠性，也因此埋下了自我否定的種子。一個謊言要用更多的謊言來掩飾。殷海光先生並沒有如我們這些符號製造的知識工作者一般，輕鬆地便放過那些在我們思考意識邊疆微微顫動的不安，他「感覺」「彆扭」，並且誠懇地傾聽那個不安，尋求更適心適性的新語言以成就內在的人格整合。

我想，殷海光先生大概是用他所說：「搶救一個一個的個人」的心情，去面對藏身在那些刺痛心思的「彆扭」中更完整的自我吧？最終，事實證明，對殷海光先生而言，海耶克的思想消除了他的那些長期的不安與疑慮，讓他可以「把自由主義失落到社會主義的理論給重新救回來」。或許我可以更直接地來說，這意味著如下這般思想上的暢快覺醒：所謂「社會主義式的自由主義」是個內在不一致、自棄自由主義核心思想靈魂的怪物。這其實正是黃春興先生論文主題的主旨。

必須承認，殷海光先生從海耶克身上看到的思想救贖，對我而言，反而是「總是感覺彆扭」的不安來源。我站在吳泉源這邊，而不在黃春興那頭。今天我們閱讀海耶克在討論到「社會的」時言說中所透露的厭惡、我們閱讀米賽斯揣測「反資本主義心境」時的心境，確實可以理解他們在那個時空場所中的政治存在，以及他們的真誠思辯與發言勇氣。

但是，我們也清楚，那是個截然不同於當代的脈絡（「攻勢凌厲」的不是共產主義，如果它還存在的話，而是其對反面）。如果今天我們面對那些檢討「自由市場」的深切反思，仍舊是把這些先知的思想資產當成權威來支撐，並策略性地搬出「共產主義」、「共產黨人」、「國家主義」來扣帽子，其實是很難讓人甩掉「時空錯亂」的感受。

當我聽到人們在當代的脈絡下重述「反資本主義心境」時，我看不到海耶克孤單的身影，而是當代主宰意識在背後支撐的權威背書；反而，我想要問的是：對於繼承了那樣思想資產的你我，什麼是當代巨大社會與生態受難（social and ecological suffering）下「我們的」思想不安？什麼是可以逼迫我們思考與發言真誠的那種「總覺得彆扭」的痛點？

但是，單單這樣模糊的不安感受還不夠。我們活在當代、仰望環視我們周遭，感覺到我們悲於場所的政治存有，以及挑動我們策略性論述的恐懼與激動，如果真要能打出一條清楚的思考/實踐出路，我們忝為「知識人」唯一可靠的最終資源，還是要去面對與繼承我們在殷海光先生身上所看到的那種深刻自省的典範。

自詡進步的我們，應該這樣自問，有沒有具備那樣的知識品質？有沒有像那樣的勇氣去擁抱與開展它？坦白說，我非常懷疑，我們真能夠不迴避我們在當代政治形勢下的政治存有與言說策略，並從自我揭穿中，激發出適切於當代現實挑戰的counter-discourse？我們這個時代的思潮其實是把「學者」自我社會位置的反思推高一個我覺得已經瀕臨危險的地步。大部分的那種「社會位置」的反思，在我看來，反而是一種淺薄版本的知識社會學對於知識自省的扭曲與污染。

令人深覺弔詭與無奈的是，就在此同時，即便到達殷海光先生第二層次的自我揭露與不安，也已經變得極為罕見。在這種高度反差的對比下，讓我越來越感覺到一種見不著當代典範的沈痛悲哀。殷海光先生對自由主義自省而生的違和感與從海耶克處得到的細膩解放感，包含著一種台灣越來越稀有的知識品質。他的思想自然有其時代限制，我們當然也都有我們自己的包袱（「包袱」也同時是一種「承擔」），但是他的這種「品質」，或許才是我們今天紀念他所最最需要深自警惕的功課。